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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院·博士生专栏 破解社会组织接班困境:中国NGO从家族企业传承

发布日期:2019-11-14 16:51   来源:未知   阅读:

  •   这个世界上三种关键力量,就是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就是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助力平衡“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我国,NGO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兴的主体之一,正扮演着越来重要的角色。长期致力于企业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浙江大学企业家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关注了中国NGO发展中的这个关键性问题。本期专栏,让我们一起阅读博士生忻皓和谢慧芹的《

      1991年,刘德天成立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中国第一家环保NGO诞生。28年间,中国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如今,最早的一批中国环保NGO创始人基本上过了退休年龄,他们正面临着机构传承接班的重要问题。

      刘德天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曾获“地球奖”、中国环境保护特别贡献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曾被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人民大会堂“点赞”。

      环保NGO规模小、资金少、风险大,对负责人品德和能力要求高,寻找合适接班人困难重重。一些规模大、知名度高、资金相对充足的环保NGO面对接班也同样不容易,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于2000年到2013年间连续更换8任总干事。随着第一代环保NGO创始人年龄不断增大,他们中的大部分身体已经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被誉为“绿林好汉”的重庆绿联创始人吴登明2013年去世,一些知名机构创始人或频繁住院、或耳朵失聪、或行走困难,不少机构陷于长期无人接班导致的重大危机,为了让机构存活,他们必须在接下来有限几年成功完成机构接班。

      对缺少稳定资金和商业模式的NGO来说,接班既是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实现质变和发展的潜在机会。在种种困境下,NGO创始人摸着石头过河,在寻找接班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这几年中国有十家以上全国知名的环保NGO出现了创始人子女接班的现象,并且有接班子女帮助机构成功完成机构飞跃式发展案例的出现,多家机构在接受作者访谈中提到“家族企业传承”给他们带来重要启示。

      致力于环保科技研究和公众环境教育的非政府机构。宗旨是通过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公众环境宣传和环境教育活动及信息交流,正版免费资料大全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倡导和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并促进公众参与,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地质大学附中生物老师李力无意中翻到一本杂志,看到了环保故事、认识了环保人士,从此她开始做环保志愿者,不久后她调到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做专职环境教师。而在如何建立家长群、发挥家长群的作用方面,2002年,李力辞去公职,告别近30年的教师生涯,开始全心全意投入NGO。2006年,她出资组建自己的环保NGO,长期为新建的、边远贫困地区的环保NGO提供咨询、培训等扶持,被赞为“雪中送炭的知心姐姐”。

      李力长期担任东亚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和东亚气候网络中方负责人,为中日韩环境信息、NGO、企业、政府、专家学者等交流搭建平台,促成了国内环保NGO的很多国际交流项目。她曾荣获搜狐公益先锋人物、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张頔是母亲李力的“跟屁虫”,从小就跟着当生物老师的妈妈参加各种科普和环保活动,对生物颇感兴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卧室门上挂着食物链的图,每天睡觉前,我都盯着看半天。”到了2003年那个夏天高考选专业,父亲建议儿子选择信息专业,母亲致力环保当然力推儿子学环保。结果张頔选择了环境专业,之后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选择的专业也是环境研究,“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要不要做环保,只觉得找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就行了。”

      张頔,环友科技秘书长。曾留学加拿大,主攻环境专业,2012年回国进入母亲李力创办的北京NGO组织“环友科技”工作。

      李力一直觉得,张頔是个想法简单的孩子,可她不知道,张頔还是个心细心重的孩子,与儿子一次闲聊中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改变了儿子的人生方向。那是张頔出国前的一天,母子二人在家闲聊。“我说张頔啊,你出去就别回来了,好好给自己规划规划,怎么学习,找个研究室,顺便打个工……”李力用老师的口吻说教着儿子,突然间自己又叹了口气,“哎,你要是不回来,我这么大摊子交给谁呢?!”李力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这句话只是她一时的感慨,并没有多想,张頔却听进了心里:“她猛然间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明白了,她内心还是希望我回来的,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完成国外学业之后,张頔以项目官员的身份正式加入“环友科技”。

      张頔心里很清楚,母亲做的这个环保事业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需要付出很多,有时候还要面临生存难题,但是他始终记得母亲的一句话:“不能给自己留退路,要不就不会那么坚持了。”听过太多因为坚持搞环保而被人打、被迫举债的故事,张頔更想做母亲的保护者和坚强的追随者。

      2006年万平发起的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经过20年,科尔沁草原上有一块1平方公里的沙漠变绿洲,周边草原生态系统得到自然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及边缘效应得以显现,形成良好的局部生态小气候,有效遏制了流沙向周边流动,成为自然生态恢复一大奇迹。机构曾获“中国首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吉林通榆县同发乡新合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距离内蒙古边界只有1公里左右,这里地处中国四大沙地中面积最大的科尔沁沙地东部边缘。1997年5月,吉林长山热电厂环保工程师万平回到阔别近30年的这里,那是他曾经插队的地方,当年父老乡亲省下粮食真诚无私资助给了他生的希望。可是曾经的茫茫草原如今却满目黄沙,恶劣的生存环境、贫困的生活迫使许多当地人迁居他乡。返城后,万平看到吉林农大教授姜岩荒漠变绿洲实验受到启发,久久不能平静。2000年6月,47岁的万平毅然辞职投身通榆自费治沙。

      万平,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城市政协常委,被誉为中国民间治沙第一人。万平在通榆县同发牧场西南承包了一块1500亩的荒地,他立志要将这块被当地人叫做“火沙坨子”的流动沙丘变绿。

      从2000年至2002年,在父亲的感召下,万晓白把大学的假期全部贡献给沙地,但是仍然遭遇了种种困境:种下去的杨树因缺水旱死;新长的小草因盗牧被啃光;一场风沙把即将收获的糜子全部扫落在地……看到父亲的辛苦,万晓白觉得好心疼。

      “父亲一直是我的榜样,理所当然我成为父亲治沙事业的忠诚追随者。”吉林大学毕业后,她没有立即找工作,而是在沙地里继续做志愿者。2003年,沙地初绿后,她去了宁波,并在那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是,每每想到父亲和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晓白心里总是有太多的牵挂和思念。2005年底,在丈夫的支持下,晓白举家回到通榆,回到父亲身边,全职投身环保公益事业,继续进行科尔沁沙地的生态修复、环境教育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探索。

      万晓白,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吉林省人大代表,曾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吉林好青年、吉林五四青年奖章,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以及第七届“母亲河奖”绿色卫士等多项荣誉。

      2006年,“火沙坨子”终于变成一片青青草原,植被覆盖率达95%,野生动植物达300余种。草原不但阻止了流沙向东移动,而且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降水,村民的年均收入高出其他地区30%。除此之外还发展起有机种植和养殖,甚至在淘宝网上 还开起了“科尔沁妈妈谷物作坊”网店。“咱们是公益小网店,宝贝的销售收入,将全部用于科尔沁沙地回归草原的生态恢复工作……”网店店主就是万平女儿万晓白。

      1998年,“九七达标”时点过后,因看到淮河水污染状况与公开对外宣传反差太大,霍岱珊辞去周口日报社摄影记者、美术编辑,自费进行淮河流域环保摄影考察,披露“十年治污一场梦”和“污染造成癌症村”的事实真相,促进政府决策治理。2001年,霍岱珊发起的“淮河卫士”成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开展对淮河水污染及其排污口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对受水污染危害严重的区域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对水污染造成的癌症高发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

      霍岱珊,淮河卫士创始人、会长,先后获得“中国环境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十大民间环保优秀人物奖”、“中国十大慈善人物优秀奖”、“改革开放30年贡献人物奖”、以及中国政府环保最高奖“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和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

      霍岱珊的儿子霍雅伦也是从小跟着父亲,做了几年的核心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到南方从事工艺品设计的白领。看到父亲的坚持和呼吁,小网站经常被人黑,帮着做一些网络工作。因为拍摄拿了几个奖,也让雅伦觉得人生的价值。

      湖南渔民何大明,祖辈三代在洞庭湖捕鱼为生。经历了洞庭湖无鱼可捕的日子后,他立志要守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开始全职投入环境保护事业。何大明的儿子何东顺,看到了父亲的艰辛,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回到洞庭湖,和父亲一起守护洞庭湖的生态环境。这个工作即辛苦又赚不到很多钱,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住江豚的微笑。

      NGO传承的研究发现,同家族企业一样,子女接班和家庭关系间双向紧密关联。和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不同的是,NGO子女接班往往并没有传承多少财富,而是牺牲与奉献精神,如果缺少共同的价值观,NGO子女接班显然不会发生。访谈案例中,子女往往在机构最困难,作为机构创始人的父母生病住院、债务累累时选择接班,如果没有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没有互相间的爱子和孝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研究者还注意到,被访者多次提到同理心和信任,可能正是NGO子女在现实条件不理想时仍然具有接班意愿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最能理解父母的处境,他们彼此更相信对方才是真正一心能够为自己考虑的。

      在个体层面,对NGO子女接班这件事本身的并不全面的认识,以及NGO创始人过于艰辛的创业经历和社会现实,使得被访NGO创始人第一意愿往往并不希望子女接班,这与家族企业传承相比有着重要差异。此外,两代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传承意愿、自身背景、社会声誉都会对子女接班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和家族企业传承有很强的类似性。有意思的是,被访案例中子女都是很小就跟着父母参加NGO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的具体组织,并对NGO的成员、其外围社会关系都有所接触,相比于大部分家族企业NGO子女组织涉入大大提前,这种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其有着不同于外人的对NGO的理解和认同。

      研究发现,NGO对接班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家族企业的接班人相比,除了需要具备同样强大的领导力之外,NGO对接班人要求的具体技能似乎更加全面,访谈机构所表达的社会活动能力、创意策划能力、宣传倡导能力、传播营销能力、组织执行能力在通常规模性家族企业中,一些对部门负责人的技能要求被转嫁到了机构负责人上,这可能和NGO缺少能够补足领导人短板的人才现实有关。而他们对负责人品质层面的要求则更加苛刻,NGO接班人除了需要和家族企业接班人需要同样的精神面貌外,需要更加高的道德境界。这种道德苛求甚至已经上升成为道德绑架,使他们极度怕社会尤其是同行的质疑,或影响NGO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组织外部环境看,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缺失是NGO选择子女接班的首要原因。但在是否让子女接班时,被访NGO创始人常常被其本身的合法性所困扰,他们天然的道德洁癖让他们在做决定时害怕被社会质疑而畏畏缩缩,往往需要长达十数年的纠结才最终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最后顿悟接受。这种合法性的差异,是NGO和家族企业子女接班的最显著差异,是决定创始人决定子女接班的关键性因素。研究还发现,被访者互相间的案例借鉴,尤其是万晓白等的成功接班并实现机构良性运营,得到包括部委在内的主流社会和包括央视《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的积极认可,对其它机构的决定产生了重要的正向影响。

      中国环保NGO创始人是一个有着纯洁追求的理想主义者群体,在现实社会中,他们也是有血有肉、为人父母,他们没有传承给孩子太多的物质财富,但却给孩子播撒下共情的种子。被访NGO最终选择子女接班,是或勇敢、或无奈的尝试,一旦他们认为合法性问题能够解决,NGO人具有的这种勇敢、坚忍、创新、敢于挑战传统的力量是无穷的。

      尽管国际上在NGO行业的子承父业故事不多,但已发现的案例和本文被访案例具有很强相似性。NGO领域研究者可以多关注NGO接班问题,并在突破合法性上,为NGO人的创新提供政策和舆论条件,而借助于成熟的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对培养创始人子女接班意愿能力、推动机构变革等进一步研究,也必将造福NGO接班传承和健康发展。

      2.叶晓彦,北京“绿二代”不愿妈妈独自涉险放弃高薪搞环保事业,北京晚报, 2014-10-23

      3.一片深情寄绿洲——访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万晓白,白城日报,2017-11-29